【兩會長鏡頭】
精準扶貧 精準脫貧
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
光明日報記者 李慧 劉坤
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大的短板。在2017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
2016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首戰之年,這一年我國減少貧困人口1240萬人,超額完成年度減貧1000萬人的目標,脫貧攻堅首戰告捷。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再減貧1000萬人以上的目標任務。
來自基層的代表委員表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基本方略。要瞄準精準發力,不斷創新體制機制,挖掘內生動力,確保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
瞄準精準發力:變“大水漫灌” 為“精準滴灌”
“以前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現在養殖了100多頭山羊,家里人均年收入達8000元。”談到今年的收成,湖北省羅田縣貧困戶田龍笑得合不攏嘴。
帶領他們走上致富路的,是湖北省黃岡市羅田縣錦秀林牧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劉錦秀代表。創業十多年來,劉錦秀帶領大別山區貧困戶靠養羊實現了脫貧致富,當地群眾親切地稱她為“大別山的牧羊女”。
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
在劉錦秀看來,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變“輸血”為“造血”是第一要務:“例如我們的扶貧項目首先就堅持選擇對象的精準,同時堅持內容精準,選擇當地最有特色的養殖產業帶動貧困人口脫貧。此外,對農戶的盈利評估要精準,確保3年以后幫扶貧困戶通過養羊人均收入可突破1萬元。”
“在精準扶貧中,要強化產業發展和創業就業兩大支撐,積極發展設施農業、鄉村旅游等扶貧新產業,推動有就業需求的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同時,完善醫療、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強貧困群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鎮蓉中村黨委書記李振聲代表指出。
長期在庫布齊沙漠進行治沙扶貧的億利資源集團董事長王文彪委員認為,產業扶貧和生態恢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生態恢復是“水”,產業扶貧是“舟”。沒有生態的恢復,產業扶貧就是空中樓閣,是“一錘子買賣”,不可持續。在精準扶貧特別是生態脆弱地區的扶貧中,要堅持生態改善和產業扶貧并舉。
創新體制機制:變“單打獨斗” 為“社會參與”
陜西省榆林地區定邊縣海則梁鄉,過去是一個有名的貧困鄉。為了幫助當地貧困群眾脫貧,陜西榮民集團董事長史貴祿代表和榮民集團先從教育、醫療和基礎配套設施入手,用15年時間把海則梁鄉從一個人均年收入不足500元的貧困鄉,打造成為人均年收入突破8萬元的富裕鄉。
變遷背后,除了投入的數億元資金,還有科學的發展規劃、萬企幫萬村的創新機制。在攻堅拔寨的關鍵時期,脫貧攻堅時間緊、任務重,亟須探索行之有效的扶貧方式,創新體制機制,實現社會廣泛參與,形成脫貧攻堅的合力。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江蘇省常熟市虞山鎮夢蘭村黨委書記錢月寶代表建議,要鼓勵引導企業特別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參與扶貧,國家要對這些企業在貸款貼息、土地流轉、上市融資、基地建設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確保扶到點上、扶在根上,挖掉窮根。
“近年來,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改善,但人才短缺成為制約發展的一大因素。”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縣委副書記、縣長楊東代表建議,進一步創新人才引進長效機制,明確重點、聚焦貧困地區教育、醫療等薄弱環節精準聚焦、精準發力。
四川省纖維檢驗局局長曾蓉委員建議,在實際工作中,要把真實貧困狀況調查清楚,使脫貧對象更加精準化。在確定扶貧對象和扶貧政策時一定要堅持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則,要完善脫貧的考核評估機制,加強社會第三方評估,建立全社會各方面參與的扶貧監督體系。
挖掘內生動力:變“授人以魚” 為“授人以漁”
作為智力扶貧的典型,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代表時常掛念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姚關鎮雷打樹村的留守兒童。
王樹國在調研中發現,雷打樹村的學生并不缺食物、衣服,而是缺乏學習的機會。“扶貧要先扶智。”我們從需求出發,給當地孩子送去他們最渴望的知識、最珍貴的學習機會,讓孩子們能夠走出大山,燃起對未來的憧憬。
“近幾年,不少貧困群眾感受到黨和國家扶貧政策帶來的實惠,走上了脫貧奔小康之路,但也有一部分貧困群眾仍然有‘等靠要’思想,甚至把黨的扶貧好政策錯誤地當成了養懶人的政策。”湖南省耒陽市龍塘鎮遠宏村村委會主任伍冬蘭代表認為,脫貧攻堅不僅僅是給錢給物,而是要激發貧困群眾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貧困群眾是脫貧攻堅的主體力量,只有幫助他們“扶”起脫貧的志氣、挺起脫貧的腰板,才能獲得持久的脫貧動力來源。
代表委員表示,黨中央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深刻體現了共享這一新發展理念。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扶貧方式必須從“授人以魚”向“授人以漁”轉變。
“對于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來說,貧困群眾觀念落后和受教育層次低是精準扶貧最大的難點。”西藏阿里地區行署專員彭措代表建議,要建立教育扶貧長效機制,不斷加大民族地區和邊境地區的教育扶貧投入,努力提高貧困人口素質,增強擺脫貧困的內生動力,有效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